但由于陆股通投资者通常在离岸市场融入人民币,CNH-HIBOR走高也增加了其融资成本,引发北上资金抛售A股
编者按:
各种迹象和数据显示,中国经济正在复苏之中,但内外部环境仍然充满不确定性,复苏的动能也难言强劲。现阶段中国经济还存在哪些主要问题,未来经济前景如何?我们特邀请一些经济学家建言献策,在国庆节期间推出“把脉中国经济”系列评论,试图解答部分疑问。
近年来,A股与人民币汇率走势经常性地同涨同跌(即股汇共振)。由此,A股下跌被归咎为人民币贬值,而人民币升值被认为是提振A股的重要工具。然而,9月中旬人民币汇率止跌企稳,A股走势却依然低迷。其原因是什么?有何启示?如何应对?本文拟就此进行探讨。
2015年“8.11”汇改以后,沪深300指数与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(CNH)经常在同一因素作用下同涨同跌,形成了一定的负相关关系,即CNH下跌、沪深300指数大概率会下跌,反之亦然(人民币汇率采用间接标价法,数值上升、本币贬值)。2020年下半年,沪深300指数与CNH的负相关性达到了0.93。2023年初至9月19日负相关性依然高达0.86,说明在本轮行情中权益市场继续高度关注CNH走势。
但是,近期稳汇率政策加码,境内外人民币汇率交易价止跌企稳,国内股市却延续了调整行情。具体情况是,9月8日,在岸人民币汇率(CNY)一度跌至7.3510,下午四点半收盘价为7.3415,刷新2007年12月26日以来新低;CNH盘中最低跌至7.3682,接近2022年10月末低位7.3748,收在7.3650。9月11至19日,CNY反弹至7.30以内,CNH也快速回升并在7.30附近企稳,脱离了前期低点。同期,沪深300指数却累计下跌1.0%,创业板下跌2.6%,万得基金重仓指数下跌2.8%。
9月中旬,汇市涨、股市跌部分与以下因素有关:一是离岸人民币利率(CNH-HIBOR)飙升在推高CNH的同时打压了陆股通的投资热情。9月8日境内外人民币汇率交易价创年内新低之后,境外人民币流动性被进一步收紧。受此影响,9月11~19日,CNH-HIBOR隔夜日均4.37%,较8月初~9月8日日均水平跳升了近2个百分点,增加了境外做空人民币的成本。但由于陆股通投资者通常在离岸市场融入人民币,CNH-HIBOR走高也增加了其融资成本,引发北上资金抛售A股。9月11~19日,陆股通日均净卖出21亿元,高出9月4~8日日均净卖出12亿元的水平。
二是边际定价决定A股表现。虽然外资持股仍不足A股总市值的5%,但陆股通成交额占比已经不低,是股市流动性的重要提供者。9月4~19日,陆股通日均成交额在A股的占比达到13.8%,连续三个月上升。同期,沪深300换手率日均0.31%,中证500换手率日均0.82%,接近2018年二、三季度的状态。在市场成交量和流动性下降的情况下,外资力量被动放大。此外,内资喜欢“抄作业”,陆股通变化经常被A股投资者当做“风向标”。虽然8月底的降低融资保证金比例让融资融券余额有所回升,但是8月份陆股通和两融余额变动依然呈现高度同步的“V”型走势,前者持续净卖出、后者不断降杠杆。尤其是陆股通是高频数据,对信心影响要大于低频的经济数据和政策“小作文”。
一是关注外资日益上升的境内金融影响力。2018年8月重启逆周期因子、9月发央票收离岸流动性与当前形势较为相似,但当时股汇相关性大幅下降,外资边际力量也相对较低。2018年8、9月份,CNH与沪深300指数的相关性为-0.08,远低于前7个月的-0.65。同期,CNH在6.80至6.90窄幅波动,沪深300仅小幅下跌0.2%;8月份陆股通日均成交额占比为7%,9月份为8%。虽然当年9月份离岸流动性收紧导致CNH-HIBOR飙升,北上资金也阶段性出现了净流出,但A股一直比较淡定。而且,当时内资对外资重视程度不高,都知道外资是以配置盘为主,内资“抄作业”主要是疫情以后兴起的。最近几年,随着外资参与我国金融市场程度加深,交易盘也逐渐增加。
二是正视人民币国际化影响的利与弊。2015年“8.11”汇改后,由离岸市场驱动变成在岸市场驱动,人民币已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际化货币,是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提升的一个重要标志。然而,这也给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和金融调控带来新挑战。近年来人民币汇率持续承压,伴随着CNH相对CNY持续运行在偏弱方向,显示做空力量主要来自境外。从国际经验看,限制境外做空关键在于限制非居民获得本币的能力:1997年,对冲基金是通过离岸市场融资持续做空泰铢,最终令泰铢失守,引爆东南亚货币危机,并逐渐演变成席卷全球新兴市场的亚洲金融危机;1998年,马来西亚恢复外汇管制的一记重拳是,要求离岸林吉特限期调回。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,越来越多的人民币外汇买卖在离岸市场完成,之后再通过跨境人民币清算渠道到境内平盘。而对于离岸市场,境内既缺乏监管又缺乏数据,对于境外人民币业务参加行来境内平盘,管理上也是颇多顾忌。当境内外人民币汇率利率出现较大差异时,还可能诱发跨市场套利和监管政策套利,削弱境内金融外汇管制的有效性。
三是重视金融市场开放的趋利避害。2015年以来,在风险可控前提下,境内加快了股票、债券、外汇和商品等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。近年来,人民币股票和债券先后纳入主要国际指数并提高权重。同时,这也促进了国内金融市场市场化、法制化、国际化建设。然而,2022年以来,外资在境内金融市场出现了阶段性的减持行为,增加了中国相关金融子市场的调整压力,加剧了市场信心低迷。此外,金融市场越开放,监管环境越复杂。不排除投机者利用各个子市场及境内外市场的联动关系,构建立体式交易策略。1998年,对冲基金就构建了股市汇市和期货市场的立体式攻击,狙击港币联汇制:若港币脱钩,炒家可以在外汇市场获利;若港币不脱钩,加息对股市形成打压,炒家也可以在期货市场提前布局而获利。
境内金融市场预期不振的核心是经济转型成果尚未兑现。当前市场关注的许多热点焦点问题大都与房地产或“土地财政”有关,内外资也是天天追踪房地产销售高频数据。即便深知不能依靠房地产短期刺激,但是新旧动能衔接存在时间差,而资本市场往往缺乏耐心。
针对预期差、信心弱的问题,建议要持续开展投资者教育,引导各方加强对稳增长政策的理解,增强对金融市场波动的容忍度和平常心。欲戴皇冠必先承其重。所有资本流动冲击都是从流入开始的,并非流入就是好事、流出就是坏事。同时,如果一会儿炒作(担心)资本流入,一会儿炒作(担心)资本流出,推动金融开放和货币国际化就是自寻烦恼。当然,更要避免对资本流动波动的过度解读乃至误判。如境内投资者“迷信”外资,相信外资具有信息优势,却忘了A股是自己的主场。对此,值得各方反思。
针对前文所述的股市、汇市和商品等跨市场溢出影响,建议在加强部际信息共享和监管协调的基础上,构筑与更高水平开放相匹配的监管和风险防控体系。为此,预案比预测更重要,要在健全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的基础上,加强情景分析、压力测试,拟定应对预案,提高政策前瞻性,加快政策响应能力。同时,猎人必须比狐狸更狡猾,要不断充实和丰富政策工具箱,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。面对潜在的金融攻击,监管部门不能向投机者暴露所有的底牌,要不断推陈出新、与时俱进。当年,对冲基金就是利用中国香港金融管理局加息应对货币攻击的“一招鲜”,一度将中国香港变成了“提款机”。此外,如前所述,有利于汇率稳定的政策不一定利好股市,尤其要防范立体式攻击。
最后,前述问题本质上是金融开放、人民币国际化提升与汇率灵活性不足的矛盾。未来一个时期,中美博弈和美联储货币政策周期变化依然会接踵而至,内部结构调整也意味着国内经济恢复仍将是波浪式发展、曲折式前进。而且,随着金融开放不断扩大,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,跨境资本流动监管的难度和成本会越来越大。为此,要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,完善汇率政策操作,更好发挥汇率吸收内外部冲击的减震器作用,在稳步推动制度型开放的同时,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。
(作者系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)
值班编辑:龙王